「五反」中行業龍頭大佬決絕的一跳

【正見新聞網2017年03月16日】
作者名: 
林輝

中共建政后,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消滅“地主”和鎮反的同時,在城市中也開始了打着“五反”名義的消滅城鄉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改造運動。 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針對企業家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開,很快掀起了改造“資產階級”的高潮,其中以上海為第一目標,因為上海作為商業中心,有着眾多的企業家。

“五反”運動中,工商業者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的專政對象。其原則就是順者昌、逆者亡。

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家們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問題”,或被帶到私設公堂審問,強迫“交代罪行”。在腥風血雨中,企業家、小業主、商販被迫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有吞毒藥自殺的,也有跳樓自盡的。

據說,當時上海馬路上無人敢走,因為擔心突然自空中飛下一人,將自己壓死。為甚麼不選擇其它的死法呢?原來如果去跳黃浦江,中共見不到屍體,就會說其去了香港,而繼續逼迫家屬,所以只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屍體死了心。

據悉,當年的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彙報。通常使用的問句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今天又有多少商業主、企業家跳樓自殺。

靠着這種逼迫方法,在幾年內,中共在全國全面取消了民族企業家和私有制,將商業收歸中共所有。可以說,“五反”實際上就是搶企業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

在“五反”運動中,上海到底有多少企業家成為“空降兵”恐怕至今仍是個謎。根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100多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真實的數字無法披露之前,這個大概只能僅供參考吧。本系列就說一說幾個知名企業家的遭遇,本篇說的是冼冠生。
上海冠生園的成功

提起上海冠生園,江浙一帶乃至全國的老百姓都並不陌生,它曾是上海四大食品公司之一,其生產的糖果、點心、罐頭等食品馳名中外,其月餅甚至遠銷東南亞地區。

冠生園的創始人冼冠生(1887—1952),廣東佛山人,畢業於廣雅書院。后隨親戚來到上海當學徒,並在成家后開了家小宵夜館,因無力經營而停業。1915年,冼冠生與人合辦冠生園,生產糖果、糕點、罐頭等產品,以及果汁牛肉、桔味牛肉、陳皮梅等零食。獨特的南國風味極為顧客所稱許。

1918年,冠生園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冼冠生任總經理。他在1933年從日本參觀訪問歸來后,開發出了杏華軟糖、魚皮花生、果醬夾心糖等產品,均為中國首創。

冼冠生還提出了一個“三本主義”作為冠生園生產經營指導方針:即“本心”、“本領”、“本錢”。

“本心”指的是事業心和責任心,要求全體職工把冠生園當成一種事業,齊心協力,務期成功,同時必須具有克盡厥職的責任心,重視食品與人的健康關係,要對人負責。

“本領”指的是經營管理和業務技術的能力,要求搞好企業經營管理,不斷提高產品質量和不斷創新產品。

“本錢”指的是資本和資金,要求共同開源節流,積累充足資金,以利企業發展。

冼冠生最重視的是“本心”和“本領”。他把質量和衛生看作企業安身立命之本。因此,他每天上午到工廠督導生產,下午到公司辦公,幾十年如一日,從未鬆懈。他去工廠認真的地從檢查原材料入手,對每道生產工序進行仔細分析研究。他甚至只要用舌尖舔一下,就能判斷食品的好壞。他還將“真工實料”四個字掛在辦公室牆上,促使職工們注意產品質量。

除了重視質量,冼冠生還非常重視廣告的宣傳,在實踐中他總結了有關做廣告的“廣、大、小、活”的四條原則。

“廣”是指廣告的宣傳面要大、要寬,凡報刊、路牌、電影、電台、車站、碼頭等都應該是冠生園的廣告發布地。“大”是指要做特大型的廣告,冠生園在自己的廠房上豎起過高達6米的“上海冠生園糖果餅乾廠”巨型霓虹燈廣告,在進出上海的吳淞碼頭豎立起高達3層樓的“冠生園陳皮梅”廣告牌,使進出上海港的旅客無不為巨大的廣告所吸引。“小”是指在報刊上不斷地發布活潑的小廣告,使冠生園這三個字不斷地映入人們的眼帘。“活”是指廣告的手段要靈活新奇,如請明星胡蝶代言。其思路讓當代廣告業從業者也讚嘆不已。

在冼冠生的經營下,冠生園的生意越來越好,在全國不少地方開設了幾十家分支機構。它成為當時中國食品行業中產銷結合、工商一體、首屈一指的大型企業,堪稱中國食品行業的龍頭大佬。

1949年,中共執掌政權后,冠生園根據形勢做了一些調整,如生產適銷對路的大眾化食品,將銷售渠道轉向中百公司及供銷合作社,派人到農村推銷產品等。

1950年初,由於勞資糾紛等,冠生園經營遇到了暫時的問題,但冼冠生仍向職工表示:“我相信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只要勞資雙方精誠團結,同舟共濟,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只可惜,這樣的“自信”其實是對中共的本質缺乏認識。
冼冠生被批鬥

海外署名王亞法的回憶文章中曾介紹了上海潮州糕點“老婆餅”的創始人黃慶輝先生講述的冼冠生的故事,其中提到了這樣的一件事。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廣東,是個經濟落後貧困之地,冼冠生在上海發了財后,家鄉的四鄰親友紛紛投奔他,求工求食,尋找活計。但食品行業有淡季和旺季之分,逢年過節,生意忙碌,公司需要添加人手,平時生意清淡,就需裁減。從經營角度說,這純屬正當。但因農村生活艱苦,逢生意淡季,許多工友不願離去。冼冠生礙著鄉親的情面,就將那些工友安排在漕河涇農場,包吃包住,沒有事干時,就停發工資,當有了活計,公司再作正式使用。

就這樣,到了“五反”運動開始,中共下派的工作組就動員工人起來鬥爭,控訴自己被“剝削”,批鬥冼冠生,指其犯有“五毒”罪行。
決絕縱身一躍

本來是好意照顧,結果卻成了企業家“剝削”的“罪證”,內心的苦悶可想而知。1952年4月21日,在被工人圍困在辦公室里兩天後,冼冠生就從冠生園的樓上跳下,斃命在南京路上。不甘受辱的他的縱身一躍,終年64歲。

冼冠生自殺后,其在全國各地的冠生園分號都被各地中共政府收歸國有,相互之間沒有了關聯。中共改革開放后,各地冠生園都稱自己是“老字號”,甚至出現了品牌之爭。一個曾經讓國人驕傲的民族品牌就這樣被中共徹底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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