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人物-蔣介石(48)黃金十年

【正見新聞網2017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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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輝煌神傳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組

第七章  護文明滄海方舟

一.新生活運動

孫中山和蔣介石的思想,紮根於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沃土中。近代中國之所以不行了,恰恰是因為國人偏離甚至拋棄了自己的傳家寶。中國要富強,有尊嚴,必須回過頭去尋找這些寶藏。蔣介石認為,要救國必須端正人心,提高國民素質。他要用神傳的祖宗傳統、古人的智慧,開啟國民的良知。

“禮義廉恥”

一九三二年,蔣介石提出,要醫治現在中國人的毛病,“我們除了用這一個藥方‘禮義廉恥’,別的方子一定是葯不對症的。”(《人格與革命》,一九三二)蔣公給這個藥方起了一個響亮的名字,“新生活運動”。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新生活運動綱要》。“今日吾國社會,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發現於行為者,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惡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當;本末不明,故先後倒置;於是官吏則虛偽貪污,人民則散漫麻木,青年則墮落放縱,成人則腐敗昏庸,富者則繁瑣浮華,窮者則卑污混亂。” “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其食衣住行之法則,本極高尚;時至今日,反有粗野卑陋之狀態,而不免流為非人的生活者,厥為‘禮義廉恥’不張之故。”(《新生活運動綱要》)

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真實的描繪出當時中國的社會風氣。

“至於社會風氣,五千年來尤為我國先聖先賢所終身倡導和致力不倦的大業。他們知道社會風氣的轉移,足以影響國家的治亂與民族的存亡。”“所以歷史上雖治亂相乘,興亡遞見;然而社會風氣仍能精誠篤實,勤勞儉樸,崇禮尚義,明廉知恥。我們中華民族所以能久存於世界,此實為其基本原因。但最近百年來中國在不平等條約壓迫之下,社會風氣日趨於敗壞。我們分別檢討社會上的習尚,立即可以看見一般國民無秩序的惡習,則表現其放蕩浪漫的現象;無條理的頹風,則表現其雜亂糊塗的現象。人人不篤實,事事不敏捷。處處皆見其輕浮虛偽,與疲玩怠惰的心理。因循苟且,徘徊瞻顧,喪失信念,不下決心。損人利己,重私輕公,不知社會國家為何物。禮義掃地,廉恥蕩然。民族道德之墮落,可以說莫此為甚!”

“國民的日常生活,陷溺於頹風惡習之中。於是各人以其私利定是非,以其私慾定善惡。合於私利者為是,合於私慾者為善。於是刁玩者得勢於鄉里,狡獪者橫行於都市,以公共的安全與他人的幸福,供自己欲利的犧牲。學說政論,更從而加以文飾,或進而予以利用。文飾者以利慾為個人的自覺而頌揚之,利用者借利慾為社會的鬥爭而煽動之。效法聖哲,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風氣,不獨趨於消,亦且受人鄙棄。更相率以歌頌外國的人物,敝屣祖國的歷史。共信淪亡,自信亦失其重心。民族因此成為一盤散沙。國家由是陷於分崩離析。殊不知民族國家瀕於危亡,則個人的生存即無所寄託。”

蔣介石倡導的“新生活運動,就是提倡‘禮義廉恥’的規律生活。以‘禮義廉恥’之素行,習之於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我中華民族本為‘重禮義’、‘明廉恥’之民族,而‘禮義廉恥’之於今日之建國,則尤為迫切而不可須臾緩也。”(《新生活運動綱要》)

國運悲慘

“中國五千年來,重勤勞,尚儉樸,布衣蔬食,女織男耕的風氣,在煙賭娼妓盜匪的租界流風之下,乃洗掃凈盡。”(《中國之命運》)

“我們中國古來的倫理哲學,對於人類社會相系相維之道,有詳密精深的研究。社會的組織雖有不斷的演進,而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長幼之序,乃至鄰里相恤,疾病相助,實為社會生活不變的常理。百年來,租界流風之所至,一般人士對於這些常理,不但忽略,亦且鄙棄。於是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尊卑長幼之間,鄰里鄉黨之際,不復有相親相愛之心,更失其互助合群之誼。遇事惟物質的利益是圖,隨處無道德的標準自律。義之所在則推諉,利之所在則交征。上下相蒙,左右相欺。老弱無所顧恤,貧病無所濟。視骨肉如路人,視同胞如敵寇。甚至於認賊作父,靦顏事仇,逆倫反常,而不自知其非。舉中華崇禮尚義之邦,使化為寡廉鮮恥之域。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中毒之深,一至於此,是可忍孰不可忍?國民道德日就於衰敗,且更影響於國民的體格,使其日就於萎弱。”(《中國之命運》)

中國人背離了自己的文化,瞧不起自己的輝煌文化,在外來意識形態中找出路,而不知其內涵,造成了後來的共產黨紅朝上台,民族面臨最大危機。“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拒絕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極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忠實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蔑我們中國固有文化的遺產。”(《中國之命運》)

改造國人惡習

蔣介石提出,“我們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簡單的講,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知識。”(《新生活綱要》)

“一切的學術技能都還是教育次要的東西,最根本要緊的事情,就是要教做人的道理,養成學生完美的德性和人格,使他成功一個明禮義知廉恥的人!具體的講,就是首先要從他們的衣食住行教起,使他們都能過整齊、清潔、簡單、朴索的新生活。如果這個根本的東西忘了,單是教些物理化學英文算學等知識技能,那麼,不管你教得怎樣好,也沒有用!因為知識技能,禽獸也有的,禽獸也可以教會,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明禮義,知廉恥。”(《《新生活運動之要義》)

當時的歌曲有:《國民道德》、《有禮貌》、《扶老助弱》、《勇於認過》、《敬尊長》、《明是非辯曲直》、《愛弟妹》、《意志要堅定》、《見義勇為》等等。用喜聞樂見的形式,從細節入手,移風易俗,教化民眾。

一九三六年,新生活運動二周年,蔣公說:“我們所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乃是昨死今生的運動,亦即一種起死回生的運動。”(〈新生活運動二周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八年,新生活運動四周年紀念日,南京大屠殺剛剛過去兩個月。蔣介石悲憤地說“現在我們民族復興的事業,剛做到了中途,敵寇用兇橫無比的暴力侵入進來。”他要求全國同胞“要不屈不撓,不受威脅,寧死不作順民,寧死不服從偽組織,不與敵人通買賣,相往來。所謂匹夫不可奪志。”(《新生活運動四周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一九三八)

新生活運動要改造國人百年來的惡習,難度極大,受到各種無知嘲笑和惡意指責。但是有日本人看出其中端倪。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中將曾認為中國“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政府欺壓民眾,官民對立;若外國入侵,民眾不會支持政府。”盧溝橋事變后,他卻反對擴大戰事,說“中國自實行新生活運動以來,全國軍民的振奮精神已不可低估。”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戰前曾說:“中國有三件不可輕視的大事,就是整理軍備、整理財政和新生活運動。”(李功勤,《百年大業--中華民國發展史》)

如果北伐和清黨是治療中國肌體與內髒的疾病,新生活運動則是精神層面的救贖。

蔣介石生活清淡,非常規律,很有節制,突現出他作為領袖的誠意,反映其內在的精神底蘊。他平素完全不吸煙,而且滴酒不沾,餐桌上總是以白開水代酒。

不幸的是,新生活運動因為當時的戰亂被打斷了,抗日戰爭以後接着共產黨的毀國篡權搗亂,沒有給蔣介石足夠時間來完成國民的道德復興。

二.黃金十年

蔣公治下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被歷史學家稱為民國建設的“黃金十年”。十年間,中國雖然仍無法實現統一,建設資金缺乏,資本逃入租界,這都是建設的巨大障礙。但蔣公在險惡環境下竭盡所能,重建經濟,實現建設。

共產主義破壞

蔣公指出,黃金十年受制於國家不能統一,“使國民政府無法完成這個使命。就事實的方面來說:國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國家統一的障礙。”

蔣公看到,當時經濟學界受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把持,共產主義造成資本逃入租界,自由主義反對國家集中使用資源,使得國家建設無法着手。“十年之間,在事實上,則因帝國主義者的干涉與反革命勢力的妨礙,使經濟建設不能如期的推進,而在理論上,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潮平分了當時經濟學界。共產主義者,致力於其所謂‘土地革命’與‘農民革命’,軍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壞我國和平的農村。他們對於民族的工業,毫無愛護的心理,惟以憎恨與鬥爭之說,灌輸於社會和青年之中,以阻礙生產的進步。於是資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其影響更大而更深。自由主義者則忽視中國久處於不平等條約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經濟自第一次大戰以後,已從自由競爭進於獨佔集中的趨勢。他們仍本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學說,以應用於面對歐美第二次工業革命潮流的中國,而自詡以為新穎。故民生主義與實業計劃的精神,遂以暗然不彰。國民政府在這個時期,亦坦白承認其所有建設的計劃並未能舉預期的成效。亦可以說建設的革命工作並未着手,而且亦無從着手。”

大幅進步

“日寇武裝侵我的行動,隨時可至。我們中國再沒有從容建設的可能,更沒有實現主義完成革命的機會。於是國民政府不得不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種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他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故在此十年之中,國民政府在忍氣吞聲,戰慄危懼,朝不保夕的險惡環境之下,猶能促進國民經濟,使消費品進口逐漸減低,而機械工具進口逐漸增加,足以考見國內農工礦業進步的事實。

而最顯著的成績,尤在交通與財政政策。以交通而論,由清末至民國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間,共築鐵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國十七年後十年之內,增築鐵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築竟達十萬公里以上。電訊的建設亦有成績,而以全國電話網的敷布,在三萬三千公里以上,最為顯著。以財政而論,則裁釐金,平稅率,修改海關稅則,整理內外公債。於貨幣,則廢兩改元,尤以統一幣制,實行法幣政策,奠定了國家統一與獨立的基礎。” (《中國之命運》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戰)

這時期中國電力業年平均增長百分之九點四;煤礦業為百分之七;水泥業為百分之九點六。(周澹寧《中國近代經濟史新論》,一九九一)

一九五一年,前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美國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在國會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之間,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和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進步的建制。”(《中國現代史辭典》,一九八七 )

兩度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記載這段歷史:“戰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華民族的內部建設搞得最好、國家最有希望的時期”,“戰爭爆發前的十一年間,他(蔣公)使南京政府變成了中國穩定的國民政府,成為中國內部進行重新建設的基礎和中心。”“日本試圖‘打倒蔣介石政府’就是在試圖破壞第一個強大的、團結的、現代化的、能夠力挽狂瀾的中國政府。”(林語堂,《吾國與吾民》)

“中國的新生得到進一步鞏固,經濟得以迅速地重建,民族自衛的準備在緊張地進行,具體講來也有以下事例:市制的改革,國家銀行的建成,中國財政的鞏固,銀元在向政府手裡集中並運往國外作為中國的儲備金;全國巨大的網狀公路建設的飛速發展,把南京和西北、西南聯接起來(一九二一年一一八五公里,一九二七年三萬公里,一九三六年九萬六千三百四十五公里。);四條新的鐵路幹線和四條支線的修建,最重要的是廣東--漢口鐵路的竣工,工作完全是在夜間進行的”;“農村的生產與建設恢復計劃,特別是在江西;農業合作化的迅速發展;強制實行保甲制度”,“看來,中國好像終於走上了進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誕生了。應該注意到,正是這種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種進步變得可能,也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中國人民決心與日寇決一雌雄,直到取得最後勝利。”(同上)

林語堂景仰蔣介石:“他是一個嚴以律己的人,既不吸煙,也不喝酒,連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說,召集會議時自己不發言,靜靜地聽別人講,把他們送走後,自己再作決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給下級軍官接連演講幾小時。他很少顧忌個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着生命危險出現在前沿陣地上……”(同上)

“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依賴蔣介石的領導素質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他每一步都算計對了。他對即將到來的抗戰的性質,能夠作出正確的、有遠見的理解,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愧是民族危亡時期的一位民族領袖,他內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能夠適應形勢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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