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 也曾經從娃娃抓起

【正見新聞網2017年02月23日】
作者名: 
曾伯炎

----寫在反右運動60周年

中共的舉國體制,壟斷一切資源,常從娃娃抓起,去打造自已的需要,如奪體育金牌,國家不惜耗7億成本,從幼兒抓到青年為那塊金牌。民主國家的政府,敢用納稅人這麼多錢去買這種虛榮,早就被議員們彈核倒台了。

中共的舉國體制,壟斷一切資源,常從娃娃抓起,去打造自已的需要,如奪體育金牌,國家不惜耗7億成本,從幼兒抓到青年為那塊金牌。民主國家的政府,敢用納稅人這麼多錢去買這種虛榮,早就被議員們彈核倒台了。

於是,共黨體制從娃娃抓起,有從芭蕾到航模,從外語到電腦,而告密獲獎,幼兒園孩子就流行告同學以討好老師了。專制體制超前地打造擁護他的愚昩者,乃其本牲,並宣揚舉國體制萬能。卻在文化含量高的諾貝爾獎失靈,多年被評為零。可小國匈牙利不及中共黨國1/100面績,獲科學的諾獎者,也有27人,而哈佛、牛津等名校,一校獲諾獎者也超中國及眾多國家,專制國家缺民族智能軟實力,一較量諾獎,便露拙丟臉,他們那從娃娃抓起,抓的只是一點虛榮,永難掩專制執政的非合法性。本文是從專制政權製造的假想敵,也從娃娃抓起,即60年前反右打右派抓右派,他們也是從娃娃打起抓起哩!這種反人性與反人權的奇葩,不驚世赫俗嗎?

而這荒誕亊的產生,且非偶然,仍是出自偽裝革命的那些腐朽發霉思想:如等級觀念、頌聖文化、權力崇拜,以及血統意識傳承,根紅苗正接班等等,文革中,紅衛兵譚立夫的口號,“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旣是封建血統意識,更是法西斯種族歧視,多少少年兒童在校被歧視虐待,王友琴與鄭義記下的,血淚斑斑。由於否定毛的文革不徹底,今天,那些老子打了江山的,不是仍蔭庇兒子坐江山享富貴嗎?而老毛土改滅傳統士紳為賤類,與希特勒滅猶太賤類何異,到文革時,敵對分子從劉少奇、林彪到舊的殘渣遺孽,滅到21類,但納粹還沒有滅到少年兒童,沒抓過兒童右派,謂予不信,請看如下的故亊:
12歲的右派,檔案寫的“童右分子”

反右運動前,稱整風運動,毛澤東號召黨內黨外大鳴大放,幫黨整風,四川達縣城關鎮政府的幹部,一再動員下屬鞋帽生產合作社的冉某鳴放,鼓勵他批評官僚主義,冉某推謝再三,上級給他批評的任務,叫他必須完成,天天來催,冉某被逼急了,找方法脫身,便想起兒子小學的同學張克錦,會畫漫畫,請他畫張諷刺官僚主義的畫,豈不交了差嗎?

這畫交上去后,以為亊完了,卻鬧大了。整風轉為反右,那漫畫便成了向党進攻的毒箭,追到冉某,他如實說出,右派罪便落實到張克錦這12歲孩子的頭上。那天,居委會的姆姆,把他從正上課的教室哄出來,叫他去領除四害打麻雀有功的獎,引他到會場,就被抓上台去,宣布他是以漫畫攻擊黨的童幼右派份子,嚇得這孩子哇地一聲哭起來了。

張克錦被抓去勞教,平反冤假錯案,他的檔案寫他是:童右分子,即兒童右派也。後來,這離奇故亊,在2007年的四川《龍門陣》上,廣為傳播。
中學生里找右派,稱三類、四類學生

這種反右運動造的荒誕劇,並非孤例,或少數基層的誤差,在成都、自貢、重慶等大中城巿,1958年1月,當我這種已處理的右派,押往風雪涼山去墾荒了。各重點中學仍組織學生進行鳴放,還一再申明:在中學生中不反右,進行的是社會主義教育,卻鼓動學生大嗚大放。學生就盡說些學校伙食不好呀,管理不善呀!來應付與逃避。中共在地下時期,他的cp、cy就是操縱學生運動的高手,現在掌權,操縱就更方便了,便叫共青團員帶頭鳴放,再引蛇出洞來進行圍殲。當時的學校工作組,就是中共地下學生運動的那一伙人,一誘一導,那些17、18歲的中學生,還不很快就如魚上鉤嗎?

成都名校樹德中學共青團委宣傳委員賀心寒〔原名賀心涵〕,他在校品學皆優,作文經常作範文示範,且有詩文出現報刋,發動他帶頭鳴放,便帶動眾學生了。賀心寒又確為政治早孰,課外書讀得不少,他去一講國家應民主,思想須自由,便引出同學們熱議,做了領頭羊。後來轉為批評他,他想:自已家有一個姑姑兩叔叔皆地下老共黨,不是反動家庭,陷不入反黨泥淖,結果,他做了引蛇出洞的工具,仍被工作組打成不戴右派帽子,叫3類4類反社會主義學生。4類學生,相當於右派,畢業后不準升學與招工進單位。3類學生去考大學,規定不準彔取,介紹的工作也是沒有人想做的。2類叫中間學生,1類則是擁黨左派。

1957反右,中共在機關與大學里,將出土的自由民主嫩苗,掀風暴撲滅,還不放心,在中學里,再掐掉正萌生的民主嫩芽,以為這獨裁專制政權,便平安無亊了。可是89,64北京天安門及全國學潮湧出爭民主反官倒的學生,包括丁子霖教授17歲犧牲的兒子,仍叫獨裁者驚恐失措。血洗這些青少年後,獨裁者認為又壓服了,可香港台灣青少年覺醒的自由民主意識,以佔領中環與太陽花運動湧出,而中國大陸,民眾以維權律師以護法再加網民堆出網上民主思潮,已是獨裁者禁網、刪貼、加百萬網警難以鎮圧的浪潮了。回頭看當年抓學生少年中的右派娃娃,不是千古愚蠢現代荒唐嗎?
錢理群、黃一龍感嘆是搖籃的謀殺

成都那批被反右運動陷害的少年,在改革開放后,無論在文化界與經濟界,多數成了翹楚,如賀星寒、黃家剛、袁永慶、崔顯昌這些3、4類學生,成為全國與四川文學界才華出眾的作家與詩家。王建軍、楊澤泉等既能寫作還能在巿場進入成功者行列,他們以自已的脫穎而出,證實對他們是殘酷的犯罪。

2007年,58受害中專生、中學生王建軍等,到都江堰一干休所,訪問原指揮打中學生右派的成都市委宣傳部長蕭菊人,蕭的這段帶有檢討性的談話,是歷史塵埃落定后覺悟話語,也是參予施害者對受害者的反思,他說道:

“儘管全國都搞了這個運動(有的地方叫交心運動),根據我們現在所知的情況,四川是搞的最厲害的,所以,不管官方及媒體如何正面評價李井泉這個人,我們很多同學至少我自己,我相信還有很多四川人至今是不會原諒他的。當時團中央有個文件說是要進行正面教育,可是這是正面教育嗎?!成都是整高三學生,中專則是不分年級,到了專縣就整到初中,所以富順縣就整出一個十三歲的反社會主義份子。這次運動挨整的大多是當年優秀的學生,七中那個現在全國唯一一位沒有大學學歷的博導呂濤同學,當年就被劃為三類學生整到巫山去背鐵礦。”

由王建軍主編的《五八劫》這本記錄中學生在反右中遭劫,由黃一龍〔團巿委原宣傳部長,也打為右派〕與北大錢理群教授在此書序跋中的話,可更透徹了解這場劫難的本質;

黃一龍在《跋〈五八劫〉》里所說:“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對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間接導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終結,更奪走了成千上萬孩子至少二十年寶貴的生命,其性質正如對搖籃中的嬰兒實行集體謀殺”、“處心積慮,撒餌下套,一個政府對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們扼殺在搖籃”。

關於這一“搖籃慘案”,錢理群對之有詳盡的背景分析,矛頭直指毛澤東。

錢分析,在1957年,毛澤東的危機感(恐懼感)主要有二: 領導權的危機與接班人危機。兩者尤其是後者,成為引發“五八劫”的深層政治根源。

所謂接班人危機,用當時一篇批判文章的話來說,就是年輕一代究竟是“革命前輩的接班人”,還是“替資產階級殉葬的金童玉女”?

再看王建軍的回憶與感嘆;

在那不堪回首的歲月里,我還是個人么?我甚至連狗也不如?難怪古人說“亂離人不如太平犬。”

我想起黃理得同學,1982年從四川與雲南交界的興文茶場行乞到蓉,要求落實政策的事;我想起余伯楷同學至今戶口仍在監獄,每月靠348元維持家庭生計的事;我想起李克燦同學,當年在批鬥大會上戴上手銬押送勞教,解教后流落街頭至今不知所終的事;我彷彿聽見孔繁緒同學自盡前的哀鳴……
挽嘆幾位早夭的57受害學生

筆者是從牢里復出的老右派,在1980、90年代,同這批中學生准右派相識相交,發現他們這些文化或文學尖子,若不剝奪他們那20年最保貴的青春時光,不僅不會在風發正荗的盛年夭折,還將有更豐碩的文化、文學成就,如:

1,周克芹,1958年前,他在省農業專科學校因愛文學創作,常向《草地》文學編輯邱原請教,邱划右派,他也成3、4類學生,被處予開除返鄉勞動。在公社那食不裹服,且受歧視的困窘中,他繼承已斷農村士紳的耕讀遺風,筆耕卻只能在收工的晚上,夏夜蛟蟲叮咬,他就將煤油燈燃在蛟帳內書寫。他那部獲茅盾文學獎長篇小說《許荗和他的女兒們》就是在這種艱難與屈辱中完成。他被打下底層,在簡陽紅塔鄉公社,憑一隻筆,寫進北京《人民文學》受老作家沙汀薦入省作家協會。還任了領導。89、64鎮壓學生運動,出川大不久的冉雲飛,在周克芹任主編的《現代作家》做編緝,因支持大學學弟請願受到清查,周保護小冉,下放他阿壩鍛煉免受打擊。1991年,周患肝癌死之前,他告訴我:一部長篇《平原的飢餓》已殺青,這是寫鄉村的精神飢餓,那時,他就敏感到物質豐裕后,這民族已突出了精神的貧困。若非受苦受難,53歲便夭折,以後將創作多少更成熟與厚重的作品呵!流沙河給他的輓聯:

“勤筆致瘁,豈只長篇名後世,克已為人,那堪短命哭先生。”

2,賀星寒,他從九中今樹德中學畢業即失業,如晉人走西口那麼川仔走新疆謀生,到東北叢林修路求活。如此埋於泥淖,他的詩,仍受到中國作協《詩刋》叫好,被召入青春詩會,在文革后與北島、舒婷等一起講習文學。復出后在省曲藝團任創作組長。攺革開放后,他爭民主,曾誤投民盟,發現那已是專制的花瓶而退出。他開拓市場,下海受挫,他任省作協理亊,又發現這是文學公安派出所性機構,乃另組小說促進會任會長。64學生運動,他發動四川作家簽名支持學生,受追查,卻不檢討,堅持不改立場。64后,他發起周談會,從文學與文化角度議政與探討中國出路。還邀我創辦《說報》去尋言路。受省出版局長之扼殺。他以行政訢訟法控告出版局長於法庭。他寫小說《籃月亮》《浪土》最受社會讚賞的是隨筆“人在單位中”以調侃、幽默筆觸,揭示“單位”這專制囚籠里芸芸眾生相。既深刻又通俗地雅俗共贊。他還以系列隨筆,塑造一個典型人物“方腦殼”是帶儍相的英雄,他稱儍雄,有哈謝克那《好兵帥克》的幽默。他活了54歲,死於12,9日,這兩數字,都很青春,賣花的聽說是獻賀的靈堂,不收錢,請代他致敬。拉客去靈堂的出租車司機,一見弔客是吊的賀星寒,拒收車費,算作他的敬意。靈堂里,流沙河的輓聯寫得最文學也最沉痛:

常恨朝露殞赤焰,最悲暮雪送青絲。

如果,1958年不讓賀星寒這種好苗子一出土,就遭反右風暴的挫折,今日文壇生態,會是宵小叢生、犬儒橫行嗎?

3,黃家剛,他16歲即發表小說於文學刋物,在七中即是出名的才子。在省作協即挂名的寫手。但那次社教被划入准右派的3類學生,本應入北大、清華的資材,也掃入成都木總廠去弄圓盤鋸與尤門鋸。幸運地遇木匠出身的總工廖鴻旭的關愛與保護,少受些歧視與屈辱,便有機會未斷文緣,在廠工會做些文字活兒。未及改革開放,他的小說散文已享譽省內外。文革的省文聯已變武聯,既缺文化更少文學,黃較早就以工廠出身作家調省作協做編輯。他是世亊洞明的人,卻被柔弱氣質牽制,長期處於心靈忐忑的折磨中,對賀星寒的膽識與擔當,讚不絕口,尊敬多年,自愧勿如又自嘆柔弱。他在後期以“向壁齋筆記小說”在《中國作家》發表,正以此形式探索筆記小說證史的路子,又被癌奪命。仍只活了63歲,比當今中國平均壽命也少10歲。

他們那一批受害者,這30年在四川文壇抜萃健在的,如崔顯昌、袁永慶、楊澤泉等,他們的才華在艱難生存境遇中,仍難磨滅,如崔與袁那種功力深厚的編輯,中外古今文化並蓄的修養,使那些高文憑者望塵莫及。而從教授家出身的楊澤泉,父親是西夏史研究很稀少的專家。楊澤泉從監獄出來寫文革監獄的記實文學《回眸一笑》仍說明1958年對他這中學的摧殘,是對搖籃的扼殺犯罪。

走筆至此,不禁挽嘆毛澤東鄧小平反右的罪孽,要多麼花崗岩的腦袋〔帶着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一語,是老毛罵不願攺造的右派的,倒反證他腦袋很花崗岩〕與多麼的鐵石心腸,才能做出如此殘暴的搖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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