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遠比納粹邪惡

【正見新聞網2017年02月16日】
作者名: 
程曉容

20世紀的人類社會,見證了慘烈的戰爭和動蕩。兩次世界大戰,分別奪走了1700萬和7000萬軍人及平民的生命。戰場交戰、屠殺、虐殺、疾病和飢荒等多種原因,令龐大數量的生命從地球上消逝,或驟然,或緩慢。

硝煙散去。紐倫堡審判之後,許多戰犯被送上絞架或入獄服刑,正義得到了伸張。世界似乎重回安定,慢慢地治癒劫后的創傷。七十多年來,對戰爭的反思、對納粹暴行的揭露和譴責從未停止。

研究學者、文學家和藝術家們陸續推出了數以千計的書籍和大批影視作品,以不同的角度記錄黑暗的歷史。奧斯維辛集中營對外開放,以色列、美國和德國柏林大屠殺紀念館的建立,曝光了種族滅絕的極端恐怖。陰森的囚室、鐵絲網,在時時提醒着人們:譴責罪惡,永不再犯。

今天,“納粹”一詞,早已惡名昭彰,成為邪惡和殘暴的代名詞。對於納粹主義的宣揚或認可,無論以任何形式出現,都會令人驚駭、不被接納。然而,就在陽光下,在所謂的和平時期,卻還有一種罪行,更為邪惡殘暴,仍然在肆虐橫行,且不斷變換面目。那些罪惡的製造者,那些殺人無數的暴君,居然繼續被尊崇和膜拜。邪惡的理論,還在通過教科書和各種宣傳媒介向億萬人灌輸著。殺戮,沒有停止;壓制,是極權的專利。對此,保持沉默、視若無睹,都是對生命和尊嚴的褻瀆,也是對昔日死難者的不敬。

共產黨殺人遠多於納粹

納粹殘殺了600萬猶太人、330萬蘇聯戰俘,110萬死於集中營的被放逐者,以及數十萬吉卜賽人,加上戰場上的1500萬致死人數,受害者總數約為2500萬。

和納粹相比,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虐殺了多少生靈?

根據《共產主義黑皮書》統計,在20世紀,全球共產主義革命的死難者,總計為近1億人,其中蘇聯2000萬、中國6500萬、越南100萬、北朝鮮200萬、柬埔寨200萬、東歐100萬、拉丁美洲15萬、非洲170萬、阿富汗150萬,死於未掌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約1萬。許多學者認為,以上數字要低於實際死亡人數,如中國至少有8000萬人。


20世紀遭共產政權迫害致死人數。(大紀元製表)

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誌着共產主義的誕生。共產主義起源於黑幫組織,實質信奉魔教。一個幽靈開始在歐洲和世界的其它地區飄蕩,散發最邪惡的毒害。

共產主義學說故意誇大不同階層人們的矛盾,主張階級消滅論,宣揚暴力階級鬥爭。馬克思本人因而被指為“現代政治種族滅絕的祖先”。馬克思曾經寫道:“如果階級和種族太過脆弱,不具備適應新的生活條件,必須讓路,他們必將被‘革命的大屠殺所消滅’。”

1. 蘇共暴行

1917年,蘇俄共產黨奪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黨政權,將馬克思主義付諸實踐,同時開啟了共產暴政的殺人史。

前蘇聯異見人士Vladimir Bukovsky說:“共產黨執政后,無論在俄羅斯、波蘭、古巴、尼加拉瓜或是中國,他們首先要消滅本國約十分之一的人口,目的是‘重建社會結構’。”然後,共產黨便開始消滅某些特定群體,在蘇聯,這些人包括神父、農民、知識分子、商人和某些少數民族,例如烏克蘭人、車臣人、猶太人等。

列寧掌權后便實行恐怖統治,僅僅從1918年到1922年2月,殺人不少於200萬。列寧曾經說過:“在每十個犯有怠工罪的人當中就地槍決一個。”“至少逮捕100名富農,公開處決這些人質,把屍體掛在那裡,讓周圍幾百英里之內的人看到並且發抖。”

斯大林上台後,開始了令人談之色變的大清洗。從政府到軍隊,一半以上的黨員被逮捕、清洗,軍隊高級將領從元帥、一級集團軍將領、二級集團軍將領到軍長、師長,每級軍官被槍斃的比例都超過百分之六十,甚至達到百分之百。在斯大林統治時期,還發生了人為造成的大飢荒,餓死了800多萬人。

1930年,蘇聯建立了“古拉格”,即蘇聯“勞改營管理總局”。在斯大林去世前,全蘇聯共有勞改營170所,遍布各個地區和角落。據統計,在1930年至1940年間,由於條件極端惡劣、勞動強度過大、飢餓和遭受非人待遇等原因,有50多萬名勞改犯死亡,包括許多詩人、作家、學者、科學家和藝術家。蘇聯勞改營後來成為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勞改營的樣板,希特勒甚至派出蓋世太保去蘇聯參觀、學習建造勞改營的經驗。

據蘇聯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的估算,死於斯大林暴政的人數約為2000萬。

2. 赤棉大屠殺

提起“紅色高棉”,人們便想到白骨累累的“萬人坑”和“殺戮場”。

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戰勝美軍支持的柬埔寨共和軍后,開始了一場歷時近四年的種族滅絕共產主義革命。紅色高棉首先展開了人類史上罕有的逼遷行動,以槍械威逼,撤空了人口達200萬的金邊,年老體弱及年幼居民的屍體被棄在路邊。

“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Pol Pot)的統治讓國家回到“零年代”,文明降至歷史最低點。在三年八個多月的時間裡,柬埔寨有近200萬人被殺害,或因飢餓、過度勞累而死亡,佔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開放給遊客的一個殺戮場前,導遊介紹說,紅色高棉為了節省子彈,殺人多用棍棒重擊或以斧頭砍殺。最殘忍的是殺死兒童時,暴徒們倒拎着小孩的雙腳,對着大樹將他們的頭部用力砸去,活活將其撞死。至今,還能看到有的大樹上嵌著小孩的牙齒。婦女則在死前先遭強暴,然後被蒙上雙眼,一絲不掛地被重棍擊斃。

2015年4月17日,在內戰結束四十周年紀念日之際,倖存者胡霍(Huot Huorn)對記者說:“四十年前,波爾布特把柬埔寨變成了一個地獄、一個鬼地。”她為36名死去的親友上香,她表示:“我仍然很憎恨這一個政府⋯⋯它們的罪孽仍然清晰地在我眼中。他們讓我們挨餓、不給被監禁的人們吃喝,直至他們餓死⋯⋯我看見他們把孩子的頭砸向樹。”

3. 中共暴政

中共,曾給予了紅色高棉精神和物資上的最大支持。中共的手上,其實沾著柬埔寨被害民眾的鮮血。而中共在屠殺本國百姓方面,更是登峰造極,集罪惡之大成。

毛澤東說過:“與人奮鬥其樂無窮”,“8億人口不鬥行嗎?”1957年,毛澤東訪問蘇聯,在莫斯科的共產黨會議上公開講:“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甚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

暴君酷愛鬥爭,令其無休止地發動政治運動,製造恐怖,將全民陷於“對敵鬥爭”和“消滅敵人”的血雨腥風中。時間、精力、國力,全部投入害人的鬥爭,而鬥爭又殘害了數以千萬計的生命,毀滅了文化、道德和信仰。

陳禮銘在《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中小結說:“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他們的敵人經過了土豪劣紳、國民黨反動派、托派、AB團、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地主富農、不法奸商、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蘇聯修正主義、高饒反黨集團、胡風反黨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右派分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五一六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林彪反黨集團、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三種人、四人幫、資產階級自由化、反革命暴徒、⋯⋯西方反華勢力⋯⋯直到現在乾脆簡化為‘敵對勢力’四個字。”

從延安整風,到土地改革、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反右、文革,再到“六四”,中共專制機器不停地揪出反黨分子,對他們侮辱折磨、剝奪一切權利,甚至大開殺戒。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被整肅的對象幾乎都是對黨和“領袖”忠心不二的人士,甚至包括諸多中共高層領導人。他們熱情地向中共提出意見和建議,卻在一夜之間被打成“特務”、“叛徒”、“內奸”、“反革命”。他們淪為政治賤民,或是被勞改、抓捕,被批鬥、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這些遭到中共瘋狂迫害的受難者來自社會各界,不僅有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十大元帥中的彭德懷、賀龍等人,也有大批科技、文化和藝術精英,還有正直善良的工人和知識分子。

濫殺,在中共的暴政下,持續不斷。文革期間,大陸曾發生過慘絕人寰的三大屠殺案。作家譚合成專門調查了道縣大屠殺,將調查報告集結成書──《血的神話》。這場屠殺始於1967年8月13日,主要是針對地主、富農等“黑五類”及其子女。殺人手段五花八門,包括槍殺、刀殺、沉水、炸死、活埋、棍棒打死、繩勒、火燒、炸藥炸死等。

譚合成說,道縣屠殺並非文革時期的特例,它是基於中共傳統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理論。大陸前媒體人楊繼繩表示,道縣慘案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的屠殺。

據學者統計,在中共執政的68年當中,在歷次運動中被迫害致死、被逼自殺,或因其它原因非正常死亡的總人數高達8千萬,僅在三年大飢荒期間就有4千多萬人餓死。這個數字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今日,在“人權最好時期”的幌子下,中共依然在堂而皇之地封鎖資訊、欺騙人民、迫害信仰、殘害無辜。1999年7月,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群體的鎮壓,瘋狂迫害修煉“真、善、忍”的好人。江澤民實施了滅絕政策──“經濟上截斷,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江氏犯罪集團甚至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販賣牟利,這一罪行被稱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九評共產黨》評說:“中共可以使人變成豺狼魔鬼,因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兇殘。”(“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共產黨破壞文化泯滅人性

納粹帝國推崇德意志文化,鼓吹日耳曼民族優越論,在此基礎上對異族實行殘酷的滅絕,但是在國內,德國的民眾享有較為優厚的福利待遇。而共產主義的更加邪惡之處在於,各國共產黨大肆屠殺的都是本族同胞,而且毫不留情地破壞本民族的文化遺產和傳統道德。例如:斯大林搗毀了莫斯科的數十座教堂,波爾波特拆除了金邊大教堂,而中共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毀滅性破壞,則是無遠弗屆,空前絕後。

文革初期的“破四舊”運動,掃蕩了全中國城鄉的文物古迹。以中學紅衛兵為主的“革命小將”殺向各地名勝,要破除一切古代和外來的文化。圓明園遺址再次遭到破壞,建築基址和山形水系僅存輪廓。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的陵寢遭到永久性的毀滅。曲阜孔廟慘遭蹂躪,孔子墓被剷平挖掘,其內的孔子遺骸早已不知所終,“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毀。面積3000餘畝、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被洗劫一空。在挖墳狂潮中,明太祖朱元璋、名相張居正、民族英雄袁崇煥、蒲松齡、康有為、張自忠上將等人的墓地,全都被破壞了。民間收藏的無數珍奇古董、古籍字畫都被抄走或付之一炬。

此外,文革期間盛行的批鬥、抄家、告密等行為,加劇了中國傳統道德的淪亡。有學者指出,十年文革對於中國文化的重創,幾代人都難以恢復。

共產主義顛倒善惡,以無神論取代人類對神的敬畏。在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下,共產政權煽動仇恨,妖魔化被鬥爭的對象,鼓勵人們互相揭發告密,向黨靠攏,放棄本性的善與愛。就這樣,在共產的旗下,人性被扭曲,人變成了奴隸、機器甚至魔鬼。由此可見,共產主義對人民的精神異化,遠甚於納粹主義對民眾的洗腦宣傳。

共產黨政權對內實行欺騙和鎮壓,鐵腕維穩,對外則利用各種手段有步驟地輸出仇恨、進行滲透,企圖顛覆西方自由社會。嚴峻的現實已經表明,紅色的謊言、仇恨和恐怖已經延伸到了非共產黨執政的民主自由國家。

共產罪惡遠未被人認識

造訪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遊客,有多少人會想到,當年希特勒為了滅絕猶太人,派出大批蓋世太保去蘇俄學習建造集中營的經驗。德國和德佔區的幾百個猶太人集中營和戰俘集中營,就是參照“古拉格”的模式建成的。共產主義暴政下的產物,給邪惡軸心提供了犯罪的靈感。

陳禮銘這樣對比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特點是製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專制、崇尚暴力、鎮壓異己、擴張勢力、鉗制輿論、壟斷經濟。而正是在這樣一些實質問題上,它們是同林之鳥一丘之貉。它們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法西斯主義者公然反對民主,因而是明火執仗的強盜;而共產主義者則扯一塊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共產主義黑皮書》寫道:“為甚麼對於跨八個年代在四大洲觸及約三分之一人類生命的共產主義巨難,學術界是如此震耳欲聾的沉寂?為甚麼人們對於把罪行──大規模犯罪、系統性犯罪以及反人類罪──這樣的關鍵因素作為分析共產主義的中心因素有如此廣泛的遲疑?”

“至於列寧、毛澤東、胡志明甚至還有斯大林,則一直享受着令人驚訝的尊崇。法國國家樂透彩作為一家政府機構,甚至瘋狂到把斯大林和毛澤東用於廣告促銷活動。請問有誰膽敢出主意將希特勒或戈培爾用於商業廣告?”

歷史的悲劇,寫在昨天。嚴肅的思考,留給現在。警鐘,早已鳴響。對於一切曾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悲劇,對於將會實施、毀滅明天的罪惡,我們怎可坐視不理?

烏克蘭總統尤先科曾說:“共產邪惡就只能稱為邪惡,不能叫別的,⋯⋯共產主義極權需要的是絕對的權力。而對於這個絕對的權力,人就必須變成動物一樣,忘記道德,忘記靈魂,成為非人類。”

人類,豈可成為“非人”?遠離、唾棄、拋棄共產黨,告別夢魘,悲劇方可結束,世界才能回歸真正的文明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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