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之死──文化名人的文革厄運

【正見新聞網2017年02月16日】

歲月的風,從遠方吹來,拂過譯者的生花妙筆,傾聽家書的娓娓述說,捲起彼時的創傷悲鳴。曾經,花香琴朗情長在。今日,人去樓空怨難平。

上海江蘇路284弄,現名“安定坊”,位於江蘇路和愚園路的路口。這裡有五組18幢歐式花園住宅,建於1936年,是滬上白領及中上層知識份子居住的社區,其中5號洋房是著名翻譯家傅雷的故居。那是一幢三層樓的建築,米黃色的牆身,淡雅古樸,細碎的鵝卵石嵌在外牆的牆面,透著溫潤和別緻。紅頂斜披,門窗都帶拱券。底樓南面,有一個100多平方米的大花園,是一家人拍照的好地點。就在那個“世外桃源”,傅雷種植了50多種月季。他喜歡徜徉於花叢,靜享花趣。

1966年8月30日的夜晚,一群紅衛兵闖進了他的領地,四處搜尋“變天罪證”,把他精心培育的月季一株株連根拔掉,也拔掉了他最後的希望。9月2日早晨,傅雷和夫人朱梅馥被拖到家門前,被迫站到凳子上,頭戴高帽,任人指點羞辱。連續四天三夜的批鬥,似無盡頭。於是,他必須走了。因為士可殺,不可辱。

一介奇才

傅雷,字怒安,號怒庵,是中國著名的翻譯家、文藝評論家,兼通文史哲音樂。傅雷一生翻譯了34部文學著作,15卷的《傅雷譯文集》共計約500萬字,其中多為法國文豪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的作品。有人讚譽:沒有傅雷,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

傅雷於1908年出生於上海南匯縣傅家宅。1928年,傅雷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藝術理論。1931年,傅雷回國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擔任校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和法文。傅雷在24歲時翻譯了《羅丹藝術論》,26歲撰寫了《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顯示出多藝兼通的過人才學。

傅雷論翻譯,強調“神似”,認為“理想的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主張兩種文字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他潛心鑽研、嚴謹譯校,形成了獨特的翻譯風格,被譯界譽為“傅雷體華文語言”。

1937年,傅雷所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第一捲髮表。傅雷在《譯者獻詞》中寫道:“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

反右狂濤

1949年後,傅雷謝絕了清華大學的邀請,成為體制外的一名自由職業者。他潛心翻譯,重譯了巴爾扎克的《高老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新譯了巴爾扎克的《貝姨》等多部作品。在書房之外,中共的政治運動令傅雷感到難以適應。傅雷在1950年6月27日給畫家黃賓虹的信中寫:“方今諸子百家皆遭罷黜,筆墨生涯更易致禍,懍懍危悚,不知何以自處。”

此後的一段時間,傅雷開始向“黨”靠攏。他積極參政議政,慢慢學着去適應“新”社會的政治氣候。1955年至1957年,傅雷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擔任文學、新聞、出版小組副組長。傅雷深入調查研究,寫下了大量報告和文章。

1957年,傅雷連續公開發表三篇揭發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以配合“反右”運動的暴風驟雨。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確表態,“反右”鬥爭“做的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業”。在《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中,他批判了葛佩琦的“右派”言論。

在政治大潮中,傅雷寫出緊跟形勢的文章,天真地以為,這樣跟“黨”走就能擺脫自己被整肅的命運。不料,事與願違。1957年下半年,風雲突變,傅雷被指為親美反蘇的急先鋒、上海“中間路線”的代言人。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報紙開始批判傅雷。傅雷堅持“沒有廉價的檢討”,他說:“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當年12月,朱梅馥在給長子傅聰的信中提到,作家協會開了十次批鬥傅雷的會,傅雷做了三次檢討都不能通過,一切工作停止,精神極度痛苦。

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當天,傅雷深夜未歸,朱梅馥憂心如焚,生怕傅雷想不開。當傅雷終於進門后,他和妻子相對無言。不知過了多久,他長嘆一聲:“如果不是因為阿敏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傅雷被劃為“右派”后,留學波蘭的傅聰也成了被批判的對象。傅聰迫不得己,選擇在學業完成時出走英國,成了“叛逃”之人。這對傅雷是一個重擊。傅雷從此深居簡出,不問世事。但是,由於頂着“右派”的帽子,傅雷的譯著被延遲或拒絕出版,而他又堅決不同意更名出版,最後只得依靠“預支稿費”來維持一家的生計。面對生活的窘迫,一向耿直不阿的傅雷,竟然放下身段,以卑微的措辭致信上級領導求助。1961年9月底,傅雷摘去了“右派”帽子,他未有感恩之言,而是說:“當初給我戴帽,本來就是錯誤的。”

在《重看傅雷之死:體制外生存艱難 被批鬥對生存絕望》中,作者(未署名)分析了此時傅雷的絕望心態與日後走向悲劇結局的必然。

“在政治運動中,他徹底迷失了方向。反對政治運動,他將被政治運動碾碎;支持政治運動,他同樣難以幸免於難。在這種情況下,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站在時代洪流的風口浪尖,傅雷彷徨無奈,向左走是死路,向右走彷彿早晚要死,原地不動好像也無活路。不能說話也不能沉默,那麼剩下的只能是‘自決於人民’了,這也是傅雷夫婦的最終抉擇。”

“身體狀況不好或許可以忍受,但譯著難以出版就觸及了人生的核心問題。他最無法忍受的是生命白白流逝,無法投身自己的事業。他曾經在給傅聰的信中寫到,工作是他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顆心就無處安放,就感到是不務正業,就對不起自己。身體每況愈下,翻譯事業無法繼續,經濟收入逐漸切斷,傅雷的人生陷入了絕望之中。這隻不過是下一個政治洪流的序曲,更為癲狂的文化運動正在醞釀之中。這場運動剛一拉開帷幕,傅雷便做出了人生抉擇。”

文革風暴

傅雷的寓所,名為“疾風迅雨樓”。在洒脫不羈的名號背後,翻譯巨匠卻自比“牆洞里的小老鼠”,難覓安全的洞穴,可見他內心的痛苦迷茫之深。楊絳曾評價他說:“滿頭稜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脾氣急躁,止不住要衝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圓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書齋。”然而,這個書齋,真的能安身立命嗎?

1965年11月,文匯報刊出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反右時,傅雷曾經被姚攻擊過,因此,這篇文章是一個不祥之兆。1966年上半年,政治運動的風聲加緊了。有一天,傅雷對前來探望的好友周熙良說:“如果再來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

1966年8月12日,傅雷的孫子凌霄就要過兩歲生日了,可是傅聰遠在倫敦,父子相見無期。傅雷寫道,“想像着我們的孫兒在你們的客廳及廚房裡望着我們的照片,從而認識了遠方的爺爺奶奶,這情景,又是多麼叫人感動!儘管如此,對於能否有一天親眼看見他,擁抱他,把他摟在懷裡,我可一點都不抱希望。”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100多萬群眾和“紅衛兵”代表,自此,“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濤從北京席捲全國。在上海,從8月23日到9月8日,紅衛兵共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份子和教師1,231戶。

1966年8月30日,一群代表當地居委會的人搜查了傅雷的家。在隨後的幾天里,紅衛兵繼續抄家,掠走了傅雷收藏的畫作、書籍和大量私人物品,一律充公。因為那些被認為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甚至是“反動”之物。最後,他們進入閣樓,在傅雷小姨子寄存的一個箱子里,發現了兩件“反黨罪證”。

對這一事件,吳過在《紅衛兵檔案》里有如下記述:“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布下了崗哨,限制傅雷夫婦出門,隨時接受抄家和批判。幾天後,紅衛兵真的有了收穫。這天夜間,這天夜間,愛花的傅雷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電筒,在小花園裡進行嫁接試驗。這一細節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眾發現了,報告給了紅衛兵。紅衛兵認為他們是在埋變天帳,於是挖地三尺,結果甚麼也沒有找到。後來他們搜查到了傅雷寫給傅聰的信的草稿,紅衛兵們原以為信上寫的會是叛國勾當,誰知傅雷傾訴的是愛國之情。但他們馬上認為這是階級敵人的障眼法。他們繼續抄家,地板也被撬起來了。終於從閣樓上傳來了好消息:傅雷的‘反黨罪證’終於被查獲了!原來,紅衛兵們在閣樓上找到了一隻有一把銹跡斑斑的鎖鎖著的箱子,敲開鎖,在一面老得已經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發現嵌著蔣介石的畫像,箱子里還有一本舊畫報,上面有一幅宋美齡的照片。這隻箱子是傅雷姑母‘解放前’寄存在傅家的,傅雷從未打開過。‘大右派傅雷窩藏反黨罪證!’紅衛兵們群情激昂,又為自己取得的戰果而歡呼雀躍。在震天的口號聲中,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並被勒令跪着。”

9月2日,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眾。在“打倒傅雷”的大字報的“烘托”下,人們圍觀、嘲弄,甚至參與批判。9月3日凌晨,傅雷夫婦將一床用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撕開,打結,懸於鐵窗橫框。他們事先把棉胎鋪在地上,以免踢倒方凳時發出太大的聲響……。

兩人留下一份遺書,將一些財物事項委託給朱梅馥的兄長朱人秀,其中包括9月份的房租55.29元、火葬費現鈔53.30元,以及留給保姆周菊娣的600元過渡期生活費等。娟秀的小楷,記錄了他們最後的話。

“人秀:

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裡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

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後事只能委託你了。如你以立場關係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后再行處理。……

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在那一個黑夜,傅雷冷靜、細緻地安排了身後之事,不願連累他人。伉儷情深,共同赴死;才情萬千,凄涼落幕。筆耕一生,傅雷有所不知,吞噬了他的,正是他所盡忠的“黨”,是他傾注了萬般熱情的“新”社會。

一道美麗的光

傅雷夫婦去世后,他們的遺體被送到上海西寶興路萬國殯儀館火化。那時,“反動”人物自殺被稱為“自絕於人民”,不能收留骨灰,保姆周菊娣欲領骨灰遭到拒絕。忽然,有一天,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來到萬國殯儀館,自稱是傅雷夫婦的“乾女兒”,無論如何要保留傅雷夫婦的骨灰。她的誠懇打動了工作人員。她設法找到了朱人秀,在他的幫助下買了一個骨灰盒,再轉送到永安公墓寄存,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傅怒安”。

這位女子名叫江小燕,與傅雷並不相識。她喜歡閱讀傅雷的譯作,也喜歡彈鋼琴,還看過傅聰的演出。1966年9月初,江小燕從鋼琴老師那裡得知傅雷夫婦自殺的消息,悲傷不已,又聽說傅家屬於黑五類,自殺死後不準留骨灰。正義感促使她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險,把傅雷夫婦的骨灰保存下來。

之後,江小燕還致信周恩來,反映骨灰無人認領問題,她提到傅雷是愛國的。未料,這封並未署名的信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裡,江小燕被抓走、被審訊了一整天。公安局經過反覆調查,確定她背後沒有人“指使”,才把她放回。此後12年,江小燕一直生活在巨大的陰影中,直到傅雷平反。

多年後,江小燕說:“看看那變幻如雲的世事吧!若不能解決靈魂的歸屬問題,那麼,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財,都是空的!”

父與子

1981年,《傅雷家書》出版,轟動一時,感動了百萬讀者。此書收錄了傅雷夫婦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間寫給傅聰和兒媳彌拉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編輯而成。紙筆互動,傳遞長輩的諄諄教誨、款款深情。在書簡背後,傅雷的人生際遇更令讀者慨嘆惋惜。而又有誰知,傅聰和傅敏兄弟二人,在政治運動中所受到的衝擊、所承受的痛苦?

1958年12月,傅聰留學畢業,選擇從波蘭乘飛機出走英國。傅聰在1980年的一篇回憶錄中講述了當時的心境:“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風反右時,我和父親幾乎同時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從波蘭被召回國內參加反右整風的。我寫了個檢查,後來仍被允許回波蘭繼續學習。我走後,對父親的批判越來越擴大化了。我在波蘭聽到很多關於他的傳說。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出走,我永遠是內疚的。”

傅聰不會忘記,父親的最後贈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

傅敏的記憶里,埋藏了更多的折磨。每年9月3日,傅敏都會獨自一人大哭一場。他說:“我時常在夢裡回憶小時候與父母的快樂時光。”傅敏談到:“1966年6月初,《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就直覺,父親要出事。”形勢所迫,傅敏冒死保留了三封父親來信,把其它信件全部投進馬思聰家的大鐵爐。當傅敏接到父母亡故的噩耗時,心如刀割,欲哭無淚。

那時,傅敏在給一位同學的信里,表達了對“文革”的不滿,因而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他被關在北京一中的“土監獄”,全身浮腫,餓得眼冒金星。他幾次自殺未成,罪上加罪,因為“反革命”是沒有自殺的權利的。他被紅衛兵后拖回學校后,接着批鬥。一次,傅敏以頭撞牆,被送到醫院,因其“反革命”的身份,醫生縫針時竟然不給他打麻醉藥。就這樣,縫了十幾針,他的頭上落下碗口大的傷疤。

1979年4月,傅雷、朱梅馥追悼會舉行,主辦者為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會上宣布,1958年將傅雷劃為右派分子是錯誤的,應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誣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徹底恢復政治名譽。

2013年10月27日,在上海福壽園海港陵園,舉行了傅雷夫婦骨灰安葬及紀念碑揭幕儀式。潔白的墓碑上刻着《傅雷家書》中的一句話:“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傅敏向父母說:“爸爸媽媽今天你們終於回來了,47年前你們無可奈何地、悲壯地、痛苦地、無限悲憤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你們無限熱愛的這塊土地以及這塊土地增長起來的文化事業。但是,你們的心一直活在我們心裡,我們永遠懷念你們,你們一生的所作所為,你們那顆純淨的赤子之心,永遠在激勵着我們一定要努力把產生這麼個悲劇的根源剷除掉。爸爸媽媽你們在這安息吧。”

結語

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無情地掃落了中國的文化精英。才華橫溢的他們,一個個走向生命的終點,悄無聲息,好似一粒小小的石子,投入苦難的海洋,瞬間不見蹤影。在政治風暴里,他們保不住一張安靜的書桌,摸不到正確的方向。他們不解、迷失、悲憤,累了,厭了。死亡,是告別屈辱和慘烈的解脫。中共紅禍,顛倒是非,迫害良善,扭曲人性,摧毀文化和道德。禍端不除,天下焉得太平。

傅雷一家的命運沉浮,映襯著時代的悲涼與荒唐。心靈的傷口,泣血不止,永難平復。與這個家庭一同悲哀並痛著的,是整個中華民族,還有飽經滄桑的大地。回顧,為了讓悲劇不再重演,讓生命不再迷航。

參考資料:

江小燕:《我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原題《致余開傳先生》),愛思想網,2004年12月20日。(作者寫於1998年1月23日)

葉克飛:《那些失去的優雅與溫厚——尋訪上海傅雷故居》,作者博客,2012年12月31日。

《重看傅雷之死:體制外生存艱難 被批鬥對生存絕望》,《文化觀察》,2013年11月1日,第178期。

彭蘇:《傅雷父子 赤子的世界》,《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1月。

楊司奇:《傅雷之死:疾風迅雨無安處》,新京報書評周刊(ibookreview),2016年9月3日。

吳過:《紅衛兵檔案》。

李輝:《橫掃“牛鬼蛇神”的紅衛兵們到底甚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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